如果把中國比作在大海中航行的一艘巨輪,那麼科技創新無疑是助推其前行有力的發動機。
  尤其在面對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歷史性交匯、搶占未來制高點的競爭日趨激烈的“外患”,應對國內資源環境約束加劇、要素成本上升、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的“內憂”時,只有依靠創新,才能驅動中國巨輪。
  如果把科技創新比作一臺發動機,那麼青年科技工作者就是其中的核心要素。就像22歲的牛頓發明瞭微積分、29歲的愛迪生髮明瞭留聲機、31歲的楊振寧榮獲了諾貝爾獎,青年不僅是科技創新的主力軍,還是變革科技體制的中堅力量,更是科技現代化的未來。
  這就是我們發起“尋訪最美青年科技工作者”活動的緣由。他們的“美”包括埋頭於科學研發的職業之美,像牛頓在蘋果樹下深思,或者像陳景潤在6平米小屋裡所進行驗算;他們的“美”也包括創造發明的激情之美,比如喬布斯推出沒有鼠標、沒有鍵盤的iPad,又比如被譽為“企業魔術師”的小米公司老總雷軍;他們的“美”還有熱愛生活的人性之美,比如居裡夫人喜歡曬著從後花園照射進來的陽光,坐在辦公室的橡木書桌前給朋友寫信,或者袁隆平喜歡打撲克、下象棋和唱歌來放鬆心情。
  當然最重要的“美”體現在科技成果上。可惜的是,不少成果並未落地、生根、發芽——根據國家發改委2013年公佈的數據,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左右,遠低於發達國家40%的水平。
  所以,我們一方面“尋訪最美青年科技工作者”,另一方面要探求“中國科技去哪兒了?”
  中國科技去哪兒了?那些急需轉化的科研成果,可能迫於種種原因,靜悄悄地留在實驗室里。實驗室是科研的主要舞臺,留在這裡的應該是科技工作者,而不是科研成果。但事實是,有的科技工作者時間花在了項目申請、評審考核、申報評獎等活動上,不得不用休息時間搞科研。
  中國科技去哪兒了?那些頻繁登上國際期刊的學術成果,可能寂寞地躺在科研人員的“功勞簿”上。有學者分析認為,這是因為在現有的考核評價體系中,論文發表的數量還是主要的衡量標準,從原創性論文到可用性成果,中間這個階段往往沒有顯在利益,“企業不願意投,國家也難以關註到”。
  中國科技去哪兒了?那些填補了學術空白的重大發明,或在漫漫審批路上一再擱置,或在市場上無人問津。許多高校的科研成果與企業需求、市場需求出現“兩張皮”現象——教育科研現狀是,成果很多,但是與產業無法對接;企業壓力也很大,自主創新急需科研支撐。
  就這樣,科技創新似乎進入了一個怪圈:創新需要“最美青年科技工作者”,可是他們的主要精力並不在科研上。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科研成果轉化,但是由於政策、機制等原因,科學家普遍沒有精力和熱情做轉化工作,很多科研成果只在實驗室研發試驗。
  即使在這樣的困境下,仍然有一批科技工作者,坐在“冷板凳”上,書寫著帶有溫度的故事。這些“最美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名字應該被人們記住,他們的科研成果應該被人們看到。政府、科研機構和企業都應該為科技工作者提供平臺,創造條件,鼓勵更多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成為科技創新的主角。
  科技創新不僅是喊口號這麼簡單。至今,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還記得,1978年,當他們聽到鄧小平講到“六分之五的時間搞科研”時,周圍的科研工作者激動的樣子,“以前整天開會,現在一個禮拜政治學習只要一天就可以”。那時,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安靜的實驗室。
  3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依然需要這種勇氣與智慧,為科技創新提供空氣、土壤和陽光。不僅是把時間還給科學家,還要把科研成果交給市場。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把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股權激勵、科技成果處置權收益權改革等試點政策,擴大到更多科技園區和科教單位。實際上,這些舉措都是為了推動科技成果的轉化,因為,科研成果只有轉化成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產品才是真正有效的勞動。
  今天,我們尋訪最美青年科技工作者,首先是通過尋訪活動,讓社會大眾走近青年科研工作者的工作與生活,揭開科研的神秘面紗,引導社會關註青年科研工作者的成果和個人的成長,並通過榜樣模範的樹立吸引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到科技研究的隊伍中去。
  今天,我們尋訪最美青年科技工作者,還要促進科研工作者之間以及他們與社會各界之間的交流合作,促進科技創新技術研究成果向生產實際的轉化,為科技轉化成生產力、轉化成社會現實價值構建橋梁。
  今天,我們尋訪最美青年科技工作者,更重要的是呼籲創建新技術成果轉化機制,構建技術、技術人才、科研機構、企業和市場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努力實現科技成果向生產力的轉化、社會企業產品市場競爭和個人價值最大化,引導更高、更強的社會要素投入到科技成果轉化上來。
  讓科學家留下來,讓科技成果走出實驗室。這是對科技工作者的尊重,也是對科研的尊重。  (原標題:探求中國科技去哪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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